2233 占豪原创丨资本主义为何最先出现在西方而非中国?

占豪原创丨资本主义为何最先出现在西方而非中国?

资本主义为何没有出现在中国而是出现在西方?这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应该也是很多人的疑问和困惑。不解开这个迷和困惑,一则会对现代社会制度会缺乏深入理解,二则也就对制度的演化规律难以有更深入的认识。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对制度的演变规律进行一下分析。


人类历史上有好的制度,也有坏的制度,总体上制度文明处于不断进步当中。虽然,个别国家、局部地区或者在制度个例上时常也会出现退转,但那不过是螺旋式上升的一个小过程。在客观世界里,制度的好坏并不取决于制度本身的逻辑、初衷是好或是坏,而是要看制度是否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及文化的发展和进步,适应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制度就是好制度,不适应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制度就是坏制度,前者会繁衍生息,后者则被无情淘汰。


观察历史上每一种“好”的制度(曾经适应社会的制度),会发现这样一个规律:这种制度的出现,绝大多数都是为了解决某种现实中的尖锐矛盾或问题,其初衷都是好的,但这种制度最终都会走向它的反面,即都会成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阻碍,并最终不得不被废除。客观上,这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即世界万事万物都会经历兴盛衰退的过程,并最终走向灭亡,历史的车轮也正是这么推进的。当然,它更证明了世界上根本没有一劳永逸的终极制度,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也没有。而且,鉴于事物的动态变化性,所有的制度都不是预设的、完美的,客观上都是落后于现实的,因为制度是根据问题而衍生出来的,当人类的新问题出现时一定不可能存在一个先验的制度在那等着。鉴于制度的文化性、现实性和自我发展性,制度更不能照搬,只能学习、消化、吸收,并创造出适应自己现实社会的制度。所以,所有盲目鼓吹某种制度可以照搬云云的要不是骗子,要不是傻子。


观察历史我们会发现,制度越立足于本民族文化、越成体系、越成熟,那么其稳定性越好、制度延续性越强,对制度之内的民众来说越会形成相对稳定的自我保护体系。但是,越是基于文化、越是成体系、越成熟的制度,其出现大的系统性制度变革的难度越大、可能性越小,那么这种制度本身最终就很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并最终毁了这套文化和制度系统。

那么,为什么制度总会走向它的反面呢?为什么文化积淀越深、越成体系、越成熟稳定的社会制度就越难以出现系统性制度变革呢?


制度为何最终总走向自己的反面这个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经典论述最能解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生产中必然会出现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会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而不断深化,这种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在这种结构之上就是包括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有形制度和无形影响。换句话说,就是因生产力发展而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是社会制度产生的基础。为什么制度会走向它的反面,马克思如此回答: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


哲学家马克思的话较为理论化,不太让人有非常直观的理解。资本主义为什么只出现在了西方,而并未出现在具有高度发达文明的中国或具有高度宗教文明的阿拉伯世界呢?这一定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原因,这个原因我们必须从历史中去探寻,只有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去分析影响历史走向的脉络,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上述的经典论述。


由于资本主义最早出现在西欧,因此我们需要从西欧说起。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历史脉络,要搞清楚这种脉络,小的历史问题往往需要追溯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方能搞清楚,而类似于资本主义这种影响整个人类数百年甚至更久远的重大历史问题,往往需要向前追溯千年方能搞清楚。要搞清楚为何资本主义诞生在西欧,我们至少要从罗马帝国崩溃开始说起。

公元2世纪末期,罗马帝国已开始有了危机,公元3世纪中叶,罗马帝国的危机进入高潮。公元284年,戴里克先称帝。为解决危机,他开始对罗马帝国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公元286年,罗马帝国被戴里克先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他建立了“四帝共治”,使得罗马帝国得以继续存续。公元476年,在日耳曼人的进攻下西罗马帝国灭亡。


随着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所灭,原来西罗马帝国的领地上开始被所谓的一批蛮族国家统治,其中包括法兰克、伦巴德、奥多亚克、勃艮第、东哥特、西哥特、盎格鲁萨克逊等王国建立。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日耳曼人在公元486年击溃西罗马在高卢的残余势力后,建立了墨洛温王朝,定都巴黎。由于缺乏资金支付官僚机构、法院和军队这样的统治机构的运转给养,王朝不得不将土地作为封赏给服役的军人或执行其他任务的大臣。而且,在地方领主死后,其土地往往又会被平分给继承人。如此的结果也很简单,形成了地方割据并因此而不断发生地方混战的局面。随着各地方势力的混战,王权逐渐旁落,实权逐渐落入掌握宫廷和王室地产的宫相手中,国王被架空。


公元687年,奥斯特拉西亚地区的宫相丕平(即丕平二世)统一全国,751年其孙宫相丕平(即丕平三世)废黜墨洛温王朝末代王希尔德里克三世(743~751在位),自立为王。再后来,丕平三世的儿子查理曼大帝开创了加洛林王朝。西方的封建采邑制度就是在这一时期,由丕平二世的私生子、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最后一个宫相查理·马特建立。


在查理·马特建立封建采邑制度之前,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采取的是无条件分赠土地的模式,这耗尽了王室的全部地产,从经济上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统治能力,那些地方接受王室封赏的贵族实力反而越来越强。再加上,由于地方豪强战争不断,马尔克组织(注释1:古代日耳曼人按地域关系由若干大小不等的村落组成的土地公有私用的农村公社。它是从氏族公社向土地私有制过渡的一种社会经济组织形式。)纷纷破产,国家兵源成了王朝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对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土地进行改革,即改变过去土地的占有制度,使得豪绅贵族、军政官员和王室中央的关系密切起来。为此,查理·马特建立了封建采邑制度。所谓的采邑制度,即豪绅贵族占有土地必须被附加上相应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豪绅贵族必须提供自备马匹的骑兵,必须上下结成封主与附庸的关系。领主有责任保护附庸,附庸则必须宣誓效忠封主,随时接受征召作战。若附庸不履行作为臣下的职责,则会被收回采邑。这一制度壮大了中央政权,但这一权力实际上并不在国王手中,而是在查理·马特手中。所以,在查理·马特死后,他的儿子丕平三世就废了国王而自立为王。


丕平三世的儿子查理曼大帝开创了加洛林王朝。加洛林王朝在查理曼帝国时期非常强大,足以迫使他的封臣们宣誓效忠。但是,随着继承者的软弱无能,权力逐渐转移到了王朝的封臣们手中,封臣们将地产变成私产,自己当然也就成了封建领主。这些封建领主们将土地分成更小的领地封给那些依靠他们而不是依靠国王的追随者,并形成采邑关系。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时期大部分时间是一直被压迫和迫害的,这种迫害持续了两百多年,直到公元313年罗马皇帝也信仰了基督教才停止了迫害。不过,在这一时期基督教并未停止成长。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不少日耳曼人的部族也开始信仰基督教,但由于日耳曼人的文化和文明水平远比罗马人低,甚至连自己的文字都没有。在这种背景下,基督教就成了中世纪时期西欧唯一的学术权威。在这一时期,几乎只有教士和修道士才能读书识字,而且只能读《圣经》,任何其它书籍都被视为异端邪说。如此一来,西欧人后来基本上人人信仰基督教。


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法兰克王国时期,西欧逐渐进入全民信教时代,教皇的权力也逐渐得到加强。教皇主要通过两种手段加强自己的权力:一种是与法兰克人结盟并在法兰克人中间传播基督教,这最终使得公元800年时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另一种是教皇派出传教团,去改变北欧地区异教徒的宗教信仰。


随着加洛林王朝逐渐衰落,王室中央的权力逐渐被地方领主架空。但是,此时的教皇权力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在传教过程中被不断加强,于是西欧就有了除了世俗权力之外的另一种巨大权力——宗教权力。如此,也就形成了西方多元化、分散化的权力格局:独立于王权的教会权力;取代和架空王权的封建领主;取代罗马时期奴隶种植园、各种开垦荒地的自给自足的采邑;产生于城市、发展顺利从而对贵族、高级教士、甚至君主有所冲击的新兴商人阶层。


换句话说,这样的社会缺少一个集权的、权威的中心,这种缺少中央权力中心的社会环境,给足了各个阶层自由发展的空间。这种发展具有非常原始的掠夺性,但却客观使得各个阶层都有了争夺权力的机会。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时期没办法得到强有力的发展是因为有一个相对权力集中的政权遏制了它的发展,而之后进入了相对较混乱的时期,基督教就是借此机会得到非常彻底的发展,成了统治西方权力最重要的力量之一。这一时期,被西方人称为“黑暗的中世纪”。


公元13世纪,蒙古铁蹄开始践踏欧亚大陆,并在中国建立了元朝,另外其它蒙古军队也在中东、中亚的一些地方建立了一些汗国。蒙古铁蹄踏遍欧亚的结果是,打通了河西走廊,使得中西经济交流明显加快、文化也开始快速交融,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化、技术开始快速流入欧洲,特别是四大发明、船舵技术等流入欧洲后,欧洲的文化开始发生大的变化,“黑暗的中世纪”随着经济发展、世俗文化的启蒙传播,终于在14世纪到17世纪被“文艺复兴”终结。


“文艺复兴”使得欧洲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文化水平、生产水平都得到了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因为有了船舵技术、有了指南针、有了造纸、印刷等技术,欧洲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文艺复兴”进入了冒险的大航海时代。


文化复兴、思想解放,使得人们不再过度迷信于宗教,也不再被教会压制,同时经济发展又产生了新的阶级——新兴资产阶级。这些资产阶级从大航海时代开始,逐渐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内外形成了良性发展循环。


高速的发展,也逐渐使得西欧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由王室贵族、教会等掌握绝大部分生产资料的格局改变了,新兴资产阶级、大地主逐渐掌握了社会中的更多生产资料。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新兴资产阶级、大地主掌握的生产资料越来越多,于是在教会权力在15世纪被颠覆后,17世纪终于轮到王权贵族了。


最早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并取得成功的国家是荷兰。荷兰独立战争从1566年打到1609年。这场革命,既是一场资产阶级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反对封建制度的民主革命,又是一次尼德兰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最终以荷兰的胜利而结束,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最具历史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即“光荣革命”。“光荣革命”没有流血,最终以资产阶级和王室做出妥协告终,王室保留国家元首的地位,让出执政权力,就此确定了君主立宪制。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席卷整个西欧。


从上述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欧国家之所以能出现资本主义,在于其在过去一千多年中一直都没有一个中央集权,也缺少一个大一统的制度,文化整体也比较混乱,体系简单。正是这种基础,使得西欧国家在形成新兴资产阶级时并未受到太大的打压,也没有受到制度的禁锢,甚至为了得到传说中的海外利益,王室鼓励大航海式的对外冒险,这种格局使得西欧这个土地上在当时更加适合自由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最终不知不觉间改变了整个社会,爆发资产阶级革命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反观16世纪后的中东地区和中国,都是已经形成的成熟的帝国。中东地区有奥斯曼帝国、萨菲帝国、莫卧儿帝国,中国则是明帝国。在这些地区,基本都是政教合一的稳定帝国,这样的帝国中怎么可能允许新兴资产阶级的出现?所以,中国在明朝虽然是世界造船第一大国,郑和舰队七下西洋,但都未能对经济有任何改变。事实上,中国也曾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宋朝、明朝中国海外贸易一度都很发达,但最终明朝的禁海封闭使得中国丧失了机会。当然,以明王朝、中东帝国当时的经济发展程度、制度的完善程度以及政府的统治能力,也根本不可能诞生资产阶级。


所以,在占豪看来,资产阶级在西欧诞生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必然。因为西欧具备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的四个条件:


一、相对较弱的中央政府,使得整个社会发展较为自由,政府限制较少,这使得资产阶级在社会中可以野蛮生长。


二、社会制度的不完善,使得社会的管理相对松散,缺乏传统制度约束,社会创新的迸发促使经济迎来大发展,这也是后来亚当·斯密能成书《国富论》的社会逻辑基础。


三、对海外冒险获利的强烈诉求和积极性,这种诉求是全社会性的,在当时从王室到下层都试图通过冒险获得暴富的机会。


四、文化复兴后的思想解放。文艺复兴后,宗教对人的思想禁锢降低了,新思想的不断涌现使得社会思维极度活跃,这也迸发了新的资本主义创造力。


而这四个条件,无论是中国还是当时的中东都不具备,这就是为何资本主义必然发生在西欧的历史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