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7 占豪微观点丨中国已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了?

占豪微观点丨中国已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了?


引言:


这几天突然有很多战友问,有观点认为中国已经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并复制了相关观点,看完不禁哑然失笑,专家难道都可以这么逗吗?中国GDP去年已经是近些年最低,但依然高达6.7%,谁见过GDP如此增速的国家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还已经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我看这种观点是自己跌入了自己布置的陷阱。



2017年,中国GDP增速目标是6.5%,但最终数据肯定比这个高,2018年会更高,到2020年及之后中国经济将会进入新的景气周期。到时候这些什么中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会变成笑话。就像从2008年一直说中国经济崩溃、硬着陆的某些人,到现在中国经济崩溃了吗?硬着陆了吗?当时占豪怎么评价的中国经济?当时多少人说占豪乐观了?现实情况又如何?



什么中国经济硬着陆了,明明是你自己硬着陆了。下面这篇文章写于2015年5月10日,距今恰恰两年时间。两年时间一篇文章应该说已经经得起考验了,那么我们再看看当时占豪写的这篇文章,再对照现在的现实,思路、逻辑是不是正确的?



有的专家是吹出来的,有的专家根本就是代言人不说实话的。



自中国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左右之后,关于中国将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就甚嚣尘上。最近,由于清华的一篇演讲稿更是引发了舆论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在这次演讲中,作者给出了五个方面的解决措施和建议,现将这五个方面内容罗列如下:


一是农业改革,减少对粮食的全方位补贴,鼓励农产品进口。作者认为,中国人总有战争思维,认为一旦发生战争,我国当前大量进口农产品会被阻断,但他认为即便发生战争,也能靠“换草退耕、还湿退耕”来保证农产品库存。因此目前应鼓励农产品进口,才能进一步转移农村的劳动力,弥补制造业、服务业的劳动力短缺,使工资增速低于生产率的增速。


二是户籍改革,要从法律的角度,打破迁户口的障碍,让各地允许租房落户。他说,国务院于2014年7月颁布的户籍制度改革文件,截至目前为止只有14个省市出台了落实方法,但人们最愿意落户的省份却没放开。因此,为了打破劳动力流动的一些阻力,国家要提供教育、医疗等资源,让转移的人口真正稳定到城市里面去。

  

三是在劳动关系上,不能像欧美国家,员工以区域或者行业为单位进行联合,与雇主强势地谈判。要让企业和员工个体决定,增加就业的灵活性。

  

四是土地改革,农村建设用地(分为宅基地、工业用地、集体的经济用地)交一笔钱以后,就能像城镇土地那样流转。在土地交易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征地拆迁,而由农民应自主决定,并和买地的一方谈判,怎么再就业,怎么交社保领社保。

  

五是在社会保险的问题上,要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以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真正建立“多交多得”的机制。因为1997年以前,社保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国企职工没有缴纳养老保险,只有靠划拨国有资本才能解决之前未交部分的亏欠。而目前的社保制度的给付、收缴、投资收益及替代率等比率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不然我国将过不去即将到来的快速老龄化。


这五个方面措施,个人同意第二条关于户籍改革的一些措施建议,同意国有资产扩大划拨社保规模的措施建议。对第一条,个人认为不妥。


事实上,关于粮食安全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就有过明确论述,粮食安全要靠自己。在当今世界,大国博弈已越来越激烈,俄罗斯和美国已剑拔弩张,美国围堵中国也在不断加码,在这种大背景下,和平发展虽仍是大趋势,但不能绝对排除世界发生大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显然不能将粮食安全寄予外部。否则,一旦出现意外,后果将不堪设想。


个人认为,关于粮食安全,主粮必须以自给为主,这也是过去10多年来中央政策的核心。为此,中国不惜放弃了大规模的大豆种植。我们的农业改革,需要从小农生产向大生产过渡。如今,这种改革各地都有试点,正在有条不紊推进。但是,从根本上说,绝不能动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是粮食安全保证的红线。至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耕地的有秩序流转、承包方式的调整以及成立农业合作公司的方式,来实现机械化的大生产,从而解放农业生产力到城市。若以国家粮食安全换取城市劳动力的阶段性增加,这个风险、代价都太大。而且,就刺激经济而言,这个措施也太简单了。如此改革,必会造成农村大量耕地的流失,大量工业为节省成本会转移到农村侵占耕地,并因此危及到我国粮食安全。另外,保证粮食安全的手段还有,通过构建国际粮食交易的期货和现货市场,通过控制粮食的定价权和交易权,来换取粮食多层面的安全,这是另一个范畴的事,这里暂不展开。


第三条也值得商榷,这和前几天习总书记所提出的执政党要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是不一致的。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正在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通过降低工人与资方的谈判筹码来换取低人力成本,从而提高产品在国际上竞争力办法,不但不会帮助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恰恰相反会延缓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从而促使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没有高收入,如何有高消费?没有高消费,如何调整经济结构?而如果依然是以压低人力成本的方式来降低产品成本以提高产品竞争力,其结果是产业升级会放缓,企业危机意识会淡化,随着环境成本、经济运行成本的不断提升,企业又没随着趋势进行产业升级,最终则必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这既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也不符合执政党依靠工人阶级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思想,个人认为办法不可取。


关于第四条,个人认为也值得商榷,因为农村土地普遍是集体所有制土地,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这与城市的国有土地是两个概念。如果这些土地可以随意流转,很多农民会因为各种原因想赶紧把土地换成钱,这样就构成了初期农村土地供过于求的情况,农地价格开始会被压得很低。在这种背景下,资本可能会借机大肆收购农村土地。如此持续数年,农村将会有大量土地囤积到资本手里,这会使得农地逐渐成为稀缺资源,到那时,农村生活、生产成本会因此大幅提高,大部分利润会被资本以地租的方式拿去。如此,农村经济将可能陷入困境。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却不从中掌控,政府财政收入又从哪里来?政府没钱,农村基础建设投入又怎么办?如政府没钱投入到农村基础建设,农村经济又如何发展?退一步说,政府若举债投入农村基础建设,因为基础设施条件提升,农村地价会上升,资本早期收的土地会大幅升值,资本不但有大幅的土地资产溢价,还会通过地租的提升将经济最重要的成果拿走。然而,政府所举之债却老百姓要负担的,如此结果是贫富差距将被快速拉大,农村经济因此可能陷入崩溃。


当然,这么做的好处是,失去土地的贫穷农民,只能进入城市后在乡村企业务工,企业劳动成本会因此大幅下降。但这么一来,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又怎么办?


就短期而言,相关建议也的确能解决眼前几年的经济增长问题,因为突然释放出来这么多资源出来,投资成本低了,投资积极性高了,GDP增长自然在短期内就快了。然而,问题在于,数年之后经济会面临更大的问题。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这几年的经济增长恐怕并不能让中国脱离中等收入陷阱,因为整体GDP的上升提升的是极少数人的收入,大部分人的收入可能因此更低,到时候社会都可能不稳定,又哪里能突破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呢?而且,由于更大的环境成本、社会成本和资源进口成本,接下来经济会陷入紊乱,最终必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基于此,我们应该对该问题进行一下再思考。


那么,中国到底该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要想突破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譬如,像智利、马来西亚、阿根廷以及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所以,世界银行把这个很难突破的“瓶颈”称作“中等收入陷阱”。


不过,在占豪(微信号:zhanhao668)看来,世界银行所提的这些东西,都是表面现象,根本未谈到实质。也就是说,它只是说了现象,到底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根本没解释。是大家真的都不清楚?恐怕未必。很可能是,有些人知道不说,而更多的人是完全不清楚、不明白。


那么,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背后是什么呢?


在占豪(微信号:zhanhao668)看来,这背后是资本的垄断、科学技术的垄断、资源产品定价权垄断、金融资产定价权垄断等一系列因素而引发的,绝不是通过降低人力成本或土地使用成本就可以解决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过去,西方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为什么都不对症?那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愿意让相关国家突破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关于这一点,我们看看过去几年西方经济学家给中国开的药方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就知道西方对此不安好心。


过去几百年的发展,使得西方拥有在资本上的整体垄断权。这种权力,可以让西方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转移自己的投资目标国。当这个国家的人力、土地、环境、社会成本都比较低,适合低成本投资时,这些资本会进入这个国家投资,相关国家经济上升,收入增加。然而,随着收入的上升,生产成本开始增加,当增加到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时”,西方资本就会因为生产成本的提升而撤离相关市场。一旦撤资,相关国家投资减少,经济活力下降,自然收入就难再增加,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颈自然就难以突破了。


由于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西方,过去几百年西方积累了对世界其它地区的绝对技术优势,这种技术优势使得他们所生产的产品附加值大幅增加。产品附加值增加,人均国民收入自然就高。相反,相对落后的国家由于技术落后,只能做一些低端产业,低端产业技术含量低,谁都能做,产品竞争力弱,利润薄,人均国民收入自然就低。


在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交易过程中,发达国家由于具有技术的垄断权,拥有对产品的绝对定价权,于是诸如过去我们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的事情就自然地发生了。做衬衫的人均GDP怎么可能和做飞机的人均GDP相比呢?在这种本质不公平却被称作公平的所谓市场公平的交易下,落后国家发展的利润自然就被发达国家给盘剥走了。


有如此背景,落后国家又如何提高人均GDP呢?何况,西方还通过知识产权对技术进行了垄断,只要你用的是他们的落后技术,它也依然可以收高昂的专利费以实现不劳而获。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收入到了一定阶段,自然就无法突破了,自然就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了。何况,低端生产还会带来大量环境问题,环境成本的上升最终会使得相关国家经济的生产收益变为零甚至变为负,相关国家自然就会爆发经济危机。


西方建立了完善的资本市场,拥有对各种资源的定价权,特别是美元、欧元作为全球商品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他们可以调整货币价格这把尺子和通过大宗商品市场的炒作来将更多投资的利润留在西方经济体内。这样,一方面掌握货币价格、一方面掌握商品价格,同时还掌控资本流向,这自然就可以控制任何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他们只需要通过调整这些市场的各种商品价格,就能把相关国家发展的大部分成果据为己有。


剩下最后的利润,人家也可以通过发达的金融体系,把这些钱吸引到自己国家的资本市场中为自己所用。实在对方有钱了又不能为己所用,那就发起金融攻击,通过金融洗劫的方式把发展的利益掠夺走。不让掠夺?大胆,太不听话了!直接飞机导弹伺候!


由上述问题我们可以看出,要想突破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不能看表面,必须探寻本质。靠降低人力成本,靠降低土地成本,靠恶化生态环境,初期做原始积累时可以,但想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占豪(微信号:zhanhao668)看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只有一个办法:继续提高人均GDP。既然到了瓶颈,又如何提高呢?两个途径:一个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个是提高产品附加值。


这两者,实质上是通过一个途径实现,即:产业升级!通过产业升级,通过机械化、智能化的大生产,生产效率才可以提高;通过更高的产品工艺和更高的科技含量,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也就可以提高单产品的利润。所以,现阶段再搞什么降低人力成本、土地成本什么的,显然是不行的,就一个办法:产业升级(产业升级也包括品牌升级)!


看遍全世界,为什么发达国家大部分都是西方国家和亲西方国家或地区?根本原因在于,只有那些发达国家将技术转移到相关国家,相关国家才能因为产品附加值的上升而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只有相关国家亲西方,让西方认为是伙伴他们才愿意转移技术;只有那些人口少、资源多的西方盟友国家,才能借西方控制资产价格而大发其财,才能通过卖资源品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只有那些西方小国,自己本身就在西方经济体系中,才能不用什么技术升级,就能在西方经济分工中谋得一席之地,从而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譬如欧盟小国。


中国是大国,人家天天喊着“中国威胁论”,所以中国必须立足于自己才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发达国家绝不希望中国这个庞然大物成为发达国家。这就是我们必须搞自主创新,必须产业升级,提升产品附加值才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当然,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绝不止于此,占豪认为我们还要干如下几件事:


一、在产业升级的基础上,加速城市化。


产业的升级一方面是生产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单产品附加值的提高。生产率的提升会节省大量人力,如果不解决冗余劳动力的生计问题,就必然面社会临失业的困境,那社会贫富差距会因此快速拉大,社会稳定就没有了,发展更无法突进。怎么办?加速城镇化,通过城镇化来扩展社会大生产的更细分工,通过更细社会分工来提升市场需求,如此可增加服务业,也就能增加就业。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自然也就水涨船高。


如此一来,一方面是生产率的提升,一方面是单产品附加值的提升,再配上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社会需求的不断增加,整个社会的人均收入自然就提高了,生活水平也就跟着提高了,“中等收入陷阱”自然也就突破了。


二、构建多层次金融、资本市场。


光有工业是不够的,拥有资本的力量才能真正成为发达国家。对中国这个大国来说,一切都不能靠外来,必须独立自主。所以,对中国来说,就必须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多层次的大型的资本市场。


通过构建完善的金融体系,可以提升我国对资本的控制能力和资本对外输出能力,在国际上拥有资本话语权,如此才能获得公平交易的机会。与此同时,还要有对股权、资源产品等拥有定价权。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资本大国,经济大国,才能不被“剪羊毛”。而这,除了需要中国资本体系完善之外,还需要中国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因为货币才是资本放大效应之源。


三、加速科技创新。


如何突破产业升级的瓶颈?一条路:科技创新!只有不断加速科技创新,才能让我国的工业品进入高附加值的产品领域,才能加速提升我国的人均生产率。所以,科技创新,科技进步,才是提高生产力的重要动力之源。别想别的,加速科技创新是我国当前需要干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国家应大力扶持创新。


四、收入分配的调整和社会保障的提升。


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政府要做好收入分配的调整,因为只有让收入结构变成橄榄型,我国的经济才能进入良性循环。如今,我国基尼系数基本与美国持平,整体很高。之所以我国没有爆发社会危机,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经济仍在高速发展中,这让社会还能看到希望;另一方面是,中国广大农民都有土地,至少他们都基本吃穿不愁。若非如此,中国社会恐怕难以承受当前的贫富差距,社会早已陷入动荡。


基于这些因素,中国只有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让中低收入者收入提升,消费才能提升。同时,只有社会保障的提升,才能激活百姓的消费积极性,才能真正让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当中。当然,如果继续阐释,在细节上我们可以探讨产业转移、资本输出、大国战略与这些具体措施之间的关系等等,但限于篇幅,我们到此为止。


最后,还想强调一点,我国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必须从上到下万众一心,必须从国家战略层面的大视角去观察和分析问题,必须要让老百姓享受到改革的好处,必须要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从而提升人均国民收入,才能最终实现对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


更彻底地说,如果这一切我们都做得好、做到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就不会存在。只有裹足不前,缺少创新动力,才有“中等收入陷阱”的产生,也才会不得不面对“中等收入陷阱”困境。中国若做好“一带一路”战略,做好内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做好收入分配改革,做好科技创新,哪里会有什么“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最可怕的陷阱不在现实之中,而在于人心之中!心中有立足于人民群众的坚实发展之心,则陷阱不存;心中无立足于人民群众的坚实发展之心,陷阱必来!破迷障,靠智慧,靠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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